2024年之後,台灣再次進入「分立政府」的政治局面。在高度極化的政治氛圍中,不同政黨往往對同一事件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釋,有時候甚至是相衝突的敘事框架。我們好奇的是,在政治敘事分裂的情況下,無黨派選民究竟比較容易被哪一種論述說服?在我們新發表在China Quarterly的文章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:我們追蹤2024年發生的立法院擴權爭議、青鳥運動、一路到憲法法庭的判決,在2024年7月與11月透過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各發了一份問卷,去檢視與追蹤民意對立法院改革、青鳥運動、以及憲法法庭的判決的看法。我們特別著重在比較無黨派選民與有黨派選民態度上的異同。調查結果顯示,在這一連串政治事件中,無黨派選民的態度整體上比較接近藍白陣營的敘事。相較於民進黨支持者,無黨派選民更傾向:支持國會改革法案、不支持青鳥運動、對憲法法庭的判決抱持較多質疑。換句話說,在這些政治爭議中,無黨派選民整體上更容易接受在野陣營的論述。
「解析中國兩會:政策訊號、經濟指標與政治語言」—座談會紀要
半總統制下總統的黨政運作與執政黨的總統化: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
棒球場上的想像共同體:從世界棒球12強賽看國族認同

這幾天被視為 WBC 賽前熱身的「2026中國信託台日棒球國際交流賽」,在各大報紙版面與社群平台上掀起高度關注。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各家媒體在用詞上呈現出相當鮮明的分野:中時、工商時報與TVBS多以「中華隊」稱之;自由時報、鏡傳媒與風傳媒則傾向使用「台灣隊」;聯合報等媒體則在兩者之間交替運用。表面上只是名稱差異,實則牽動深層的政治與認同意涵。這些稱謂選擇,折射出潛藏於「國球」敘事背後的國族認同角力—在台灣,棒球常常被稱作是「國球」,但這個「國」代表的是什麼?它所喚起的,又是哪一種國族想像與情感連結?藉著今年 3 月 5 日即將在東京巨蛋登場的 2026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(World Baseball Classic)的熱潮,我們想分享前陣子發表的一項研究。該研究運用逐日電話民調資料,分析 2024 年世界 12 強賽事期間,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變化。
選民眼中的好民代:選區連結、立法效能?哪個重要?

從民主的觀點來看,選舉是代議民主的核心,因此理想上選民應該不僅是從「個人特徵」來決定投票對象,也要從候選人的「行為表現」加以評估。然而,選民在決定投票意向時,真的更注重政治人物的行為表現多過於個人特徵嗎?從過往研究可以看到,候選人的立法效能、選區連結、對選民偏好的掌握程度與社群經營都會影響選民投票意向。但是具體而言,哪一項最能夠獲得選民的青睞?為了探討這個問題,瑞士日內瓦大學和巴塞爾大學的3位學者Maxime Walder、Stefanie Bailer與Nathalie Giger在英國、波蘭、荷蘭、法國與比利時進行了「聯合分析問卷實驗」。研究結果發現,相較於個人特質,政治人物正向的行為表現總是能夠獲得選民的青睞。並且在諸多行為表現中,選民最為看重「與選區連結」的行為屬性。
轉型正義油罐車可以開到多遠的地方?

近期,有人戲稱賈永婕董事長是2026年台灣轉型正義的油罐車,因為她幾乎是每天一爆地讓台灣社會、新聞媒體、輿論「重新」認識台灣解嚴前後的黨外民主運動,但是,重新認識也揭示了一個直接的問題——對某些(而且還不少)的台灣人來說,那些被「我們」認識、理解、推崇的歷史可能從來就是不清楚、不認識,不知道的。
轉型正義議題大爆發當然是喜聞樂見的現象,但不應該只寄望於特定的個人,如何從體制與結構中創造更多的契機、投入更多的資源、強化行動與實踐的信念,才有可能讓轉型正義成為這個社會毋庸置疑的常識。我們現在對於台灣歷史與民主的理解,必須認真且持續地透過教育推廣,才有可能降低代溝所形成的認知落差。更不要說,現在還得更進一步面對認知戰、免洗帳號在社群網路上用假消息來洗歷史。
過去的就過去了?民主化後的前威權法官與不正義

在民主轉型之後,國家能不能、也應不應該信任曾服務於威權政體的官僚,讓他們繼續在民主政府中服務?在目前轉型正義的主流文獻當中,論者多數認為我們不要把他們全面清洗掉,而是保留專業官僚,用制度來去約束他們,而不是排除他們。Holger Kern 與Georg Vanberg兩位教授在2024年發表於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: Tainted Judg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Nazi Crimes in West Germany一文當中,嘗試挑戰這樣的觀點,並且問:那麼那些曾經跟威權政權政權合作的人,在民主制度下,行為是否「足夠像」沒有污點的官員呢?也就是說,這些前威權的協作者在民主化以後,實際上會不會仍然在法院判決當中偏袒舊政權?透過西德的資料分析,他們發現了,當一個案子當中「有越多與納粹政權有關係的法官」,那些以納粹之名被指控的犯人逃過定罪的機率就越高。我們一起來看為什麼民主化之後「留下來的官僚」未必是中立的專業者,反而可能成為延續威權偏誤的關鍵角色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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